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妻子，名字叫大月熏，当时才15岁，您看长得漂亮吗？
宫川富美子的名字，最早并不是从孙家家谱里走出来的。
她先被写进外祖父大月素堂的户籍，身份成了“幼女”。纸上一落笔，亲生母亲大月熏反倒成了她的“姐姐”。这事听着荒唐，落到当年的横滨，却是一个家在夹缝里想出的办法。
丈夫不在身边，孩子来历敏感，街坊眼睛又毒，谁家门口多停一会儿，都能生出半篮子闲话。富美子不是没有母亲，只是母亲不能用母亲的身份站出来。
那层纸薄得很，偏偏压了她几十年。
富美子很小就被送到宫川梅吉家，宫川家做酒业，日子比大月家宽裕些。
小姑娘改姓宫川，像换了一件不合身却必须穿下去的衣裳。她读书聪明，小学成绩拔尖，可养家重生意，没把升学看得太重，她便早早停了学。
许多年后，外祖父找上门，把那个藏了半生的名字交给她：生母大月熏，生父孙中山。那一刻，富美子不是忽然拥有了传奇，她只是猛地明白，自己心里那块空地，原来早就有人住过。
一九八零年，她来到南京中山陵。
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从上海一路到南京，又到北京，脚步不算轻快。陵前风大，石阶也冷，她站在那里，像终于摸到一扇迟到的门。父亲是中国革命史上绕不开的人，
可对女儿来说，他更像一张永远没有回信的纸。她没被他抱过，也没听过他叫自己的名字。
站在中山陵前，她说不出太多话，只能让眼泪替自己认亲。人世间有些相见，不一定非要面对面，隔着墓道、石阶、松柏，也照样会让人胸口发紧。
大月熏走进孙中山生活时，横滨正是一个混杂的码头。
华侨、商人、革命党人、翻译、警探，来来去去，脚步都急。孙中山在伦敦遇险脱身后，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到日本，曾住过陈少白处，后来迁到山下町的洋楼。
温炳臣是他的朋友，也替他处理不少往来事务。
大月素堂一家因火灾暂住那栋楼，孙中山在楼下，大月家在楼上。大月熏那时还是小女孩，花瓶碎了，水漏到楼下，这种鸡零狗碎的小事，竟把两家人拉到了一处。
真正让人心里发紧的，不是“漂亮不漂亮”，而是年龄。
大月熏十五岁上下，孙中山已是三十多岁的人。大月家起初拒绝，很正常，女儿还在女校读书，哪能轻易点头。
可横滨那段日子，对孙中山也并不宽松。
革命事业有低潮，经济窘迫，身边能说话的人不多。他需要依靠，少女也容易被一个有见识、有热度、有大志向的人打动。
两人后来在浅间神社举行简单仪式。
孙中山终究不是能守着一间屋子过日子的人。
南洋筹款、香港奔走、上海转道，他的地图越铺越大，大月熏的屋子却越来越窄。女儿一九零六年五月十二日出生，起初叫文子，后来改名富美子，名字里还压着“孙文”的影子。可父亲没有见过她。信和钱曾经到过，后来稀了，淡了，断了。
大月熏手里剩下的，除了孩子，还有几封旧信、一枚订婚戒指，和每日醒来就要面对的饭钱。
一九一三年，孙中山再到横滨，大月熏本有机会去欢迎场合见他，偏偏病倒。
门开了一条缝，又轻轻合上了。
戒指后来卖了，说起来不过几个字，真到那个时候，大概是手指空了，心也塌了一块。
富美子五岁时被送养，母亲没有哭给外人看。她要活下去，还要让孩子活下去。
后来大月熏再婚，先嫁三轮秀司，生下一女，婚姻没能长久。又远嫁足利市东光寺，与住持实方元心成家，后来有了儿子实方元信和女儿寿子。她把旧事压得很低，像把一件旧衣叠好，塞在柜底。柜门关上，不代表那衣裳就不存在。
人活到这一步，体面常常是硬撑出来的，夜深了才知道缝线快断了。
富美子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去见母亲，同行的是长子宫川东一。
去之前，她心里当然有怨。一个孩子被送走，几十年不知道根在哪儿，怎么可能没有疙瘩。可走进东光寺，看见近七十岁的大月熏，许多话忽然软了。
宫川东一后来记得，外祖母气质温和，常带笑。富美子本想问个明白，见了面，却更像把丢失的亲情慢慢捡回来。责怪还在，可不再硬。
人到绝处做出的选择，常常难看，却未必就是无情。
一九七七年，富美子与儿子去了台北，在中山纪念馆的塑像前站了很久。
她看着那张脸，说自己的宽额头、深眼窝像父亲。
孙家对这支日本血脉并无一致承认，孙科、孙必胜见过宫川东一，却没有把这层关系写进家族叙述。富美子也压着分寸，顾及中国亲属，没有急着把身世摊开。
她后来并不爱把这件事摊开讲，不是怕丢脸，而是知道这段关系牵着太多人。
说重了，伤别人；说轻了，又委屈自己。可一个人的来处，不会因为沉默就消失。家谱有时像一扇门，写进去的人站在屋里，没写进去的人，只能在檐下听雨。
晚年，富美子请日本学者协助查证，她的名字才慢慢从旧报纸和访问里浮出来。宫川东一后来把母亲和自己的经历写成书，像替上一代人补一张迟到的户籍。
大月熏一九七零年离世，富美子一九九零年因肝癌去世，终年八十四岁，葬在横滨真福寺。她这一生，没有等到父亲回头，却把自己的名字，从厚厚的尘土里一点点擦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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